韩三千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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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附记（第1页）

蒙古西部的人遵林丹汗为，林丹汗对明朝顺从或叛逆，当地人就拥护或反对。辽东巡抚王化贞最初意图倚靠林丹汗的外部援助，同时期待李永芳在内部响应，怀着侥幸心理进行军事冒险作战，没有做好严密的防守准备，不知不觉陷入了后金圈套。另外，孙得功曾经在贺世贤的部下任职，贺世贤向后金投降后，迅写信给孙得功约定作为内应。因此，在两军对阵之时，孙得功突然分兵两翼撤退，故意让刘渠冲在前面。刘渠刚率骑兵出战，才一交锋，孙得功便率部率先逃跑，导致刘渠的士卒看到后军主将奔逃，也随之溃散，刘渠本人更被敌方将领哈都刺杀死。

此刻，后金还不相信孙得功等人投降的意图是真实的，故按兵不动。熊廷弼带领五千兵马抵达战场，现广宁已经溃败，于是率部退回山海关。根据王化贞的说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他过于软弱且容易受骗，轻易相信间谍的情报，轻率信任辽东当地人的承诺。而熊廷弼则认为，问题出在王化贞性格刚愎自用，没有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王化贞被朝廷抓捕时仅骑着一匹马，沿途百姓纷纷阻道哭泣，再三疾呼以示同情；相反，熊廷弼回京接受审查时，独自一人连夜赶路，百姓似乎对此毫不知情，无人前来送行。这样的对比，显现了他们在处理政务时宽严之分以及性格刚柔之别的差异。

御史谢文锦在奏疏中指出：“辽东经略熊廷弼尽管责任重大，但实际上手中的权力有限，不幸的是，他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就如同人的手脚被捆绑，难以施展拳脚，即便想要制定稳固防守的策略也无法实现。而王化贞虽意志高昂，但受到诸多误导，而且也不幸的是受制于兵部尚书，对其言听计从，所提要求无一不许，即便不想主战，也是身不由己。因此，这两位大臣最终落得获罪下狱的命运，实则是由于兵部尚书张鹤鸣所致。此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职责本应在朝廷中枢，但中枢官员却坐视他们之间谩骂争吵，又缺乏明确的计划方案，明显偏袒一方，加剧了内部如同水火之势的矛盾，导致河西战局崩溃，山海关震动。对于这样的局面，兵部尚书张鹤鸣如何向众人解释呢？”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北人，曾被我的老乡无锡人督学邹迪光在三楚地区选拔而出。他本是从武转文之人，不久考中进士，后来担任江南督学。他在住持岁试时采用两条封条，将考生从耳朵一直封到肩膀，使其无法左右窥视，而且成绩差的学生会被鞭打，有人因此而上进学习。他对文人士子尚且如此严苛，可见治军之严厉。然而，熊廷弼本性胆气过人，理应不惧战斗，反而主张坚守，可以看出他是那种既能洞察敌我又能刚柔并济的人物，确实具备领军之才。然而，在他主张坚守之后做好准备再行出击的策略时，今天上奏，明天又上疏，与中枢官员及巡抚争执不休，形成仇怨，不免言辞过于犀利，有些小鸡肚肠，导致朝中众多言官与他有嫌隙，尤其是阉党崔呈秀对他恨之入骨。熊廷弼因为与朝臣多有冲突，无功也会被杀，有功同样会被杀，只是早晚的问题。他只有辞职南归，或许可以避免官场的指责，但他贪恋官位，最终导致了灾难，这是有原因的。

谢文锦的奏疏中还提到：“关于辽东经略、巡抚的罪责，朝廷自然会有恰当的处置，绝不会因个人的好恶而有所偏颇。然而，朝中有些人对此幸灾乐祸，企图借机报复旧怨，有的请求迅逮捕经略，有的则主张立即处斩经略，而巡抚肩负一方安危，却仿佛置身事外，无人过问。近来甚至有人欲置熊廷弼于死地，而让王化贞调任蓟镇，是非如此颠倒，怎能让经略、巡抚服气？又如何面对后世的评判？”我（作者）认为这份奏疏可谓是公正持平之论。

随后，皇帝下令由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共同审理此案。会审时，熊廷弼一跪即起，声称自己从田间起用，原本计划驻扎山海关，并无驻扎广宁的安排，说完便呈递了一份供状。邹元标表示：“失地丢城，无论功过，都难辞其咎。你进入刑部监狱后，是非自会分明。”两人争论许久。王纪说：“你若不肯进监狱，暂时到天仙庵住一天，等待圣旨裁决。”熊廷弼于是主动请求入诏狱。邹、王二人又说：“请王巡抚过来。”王化贞跪下痛哭，说：“熊廷弼起初不听从他的过河动大战计划，河东地域广阔适合作战，而河西狭窄不利于战斗。等到广宁面临危机时，熊廷弼率兵前来救援，最终却逃回去了，这些罪责应归咎于熊廷弼，而非他王化贞。”邹、王二人回应：“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过错，才能有重新位列朝班的一天。”王化贞呈上一份供状，同样一躬退去。有人在熊廷弼的审讯记录中说：“比起杨镐，他多了逃亡之举；比起袁应泰，他又没有以死殉国，应当施以重刑以警示后人。”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判决处死，其级被传示九边。

起初，熊廷弼在闾阳听说广宁被围困，深感忧虑，正于夜晚饮酒，忽然想到敌军攻势愈猛烈，大喊道：“可恨！”这时，屏风后面也传来“可恨！”的声音。熊廷弼惊异是谁在说话，屏风后面同样有人问是谁在说话。熊廷弼命令左右侍从赶快去后面查看，屏风后也传出同样的命令。侍从进去查看，却空无一人。熊廷弼说：“好怪异，难道有这样的事情？”屏风后也回应：“好怪异，难道有这样的事情？”熊廷弼说：“待我自己去看看。”屏风后同样说：“待我自己去看看。”熊廷弼一边走一边说着，走到屏风处才听出是铜盆出的声音。熊廷弼说：“这又来捣乱了。”铜盆也回应：“这又来捣乱了。”熊廷弼说：“快把水倒掉。”铜盆也说：“快把水倒掉。”水倒掉后，铜盆便不再声。熊廷弼心中十分疑惑，无法入睡，不久便接到广宁内部溃败、王化贞逃来的消息。

辽东战事，第一次败于朝廷反复催促作战，导致李维翰被逮捕；第二次也是败于仓促催战，使得杨镐被逮捕；第三次败于贸然出城浪战，导致袁应泰阵亡、崔景荣被罢免。广宁之战，熊廷弼坚守山海关没有救援广宁而被指责西逃，但王化贞先前已经失败，实际上对此应负要责任，熊廷弼的罪过只是未能集结散兵固守宁前一带而已。只有惩杀王化贞并流放熊廷弼，才算是公正。至于将熊廷弼的级传示九边，实属过分。

译者注：1.作者计六奇是无锡人，原文中的“吾邑”指的是他的家乡无锡。

2.作者计六奇认为熊廷弼是因为恋栈权位而最终遭难，未免过于荒谬。以辽东的糜烂局势，熊廷弼勇于任事，稳住局势，就可以算是大功一件，但熊廷弼的最大责任在于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没有缓和与朝廷、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关系。作者关于熊廷弼与王化贞处置的议论，还是略显公正的。

3.王化贞过于依赖外部力量，轻信蒙古林丹汗和内部将领，未做充分备战，导致广宁失守。而熊廷弼则主张坚守战略，但因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手中权力受限，无法有效实行。两位官员的性格特点、决策失误和朝廷内部矛盾，均对战局产生严重影响。而熊廷弼与王化贞在失守后的待遇却形成了鲜明对比，熊廷弼因其在官场上的直言不讳和强硬个性，与阉党和许多朝臣结怨，最终被捕并判处死刑。王化贞则因其失职和夸大事实而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了应有的责任。

谢文锦的奏疏对辽东战事进行了客观评述，认为熊廷弼和王化贞的罪责应该由朝廷公正处理，不应因个人恩怨或政治立场而有所偏颇。然而，最终熊廷弼被处死，其死因和处理方式引起后世争议。

在国家危难时期，朝廷决策层内部的团结与协作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军事战略上，必须有统一、明确且符合实际的战略指导。同时，朝廷对官员的考核和问责机制应当公正、透明，不仅要考虑到战事成败，更要深入分析决策过程中的责任归属，避免个人情感、派系斗争等因素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当然，熊廷弼的悲惨遭遇也提醒后人，杰出的军事将领在处理复杂官场关系时的智慧与妥协能力同样重要，以免英雄无用武之地。

蒙古西部的人遵林丹汗为，林丹汗对明朝顺从或叛逆，当地人就拥护或反对。辽东巡抚王化贞最初意图倚靠林丹汗的外部援助，同时期待李永芳在内部响应，怀着侥幸心理进行军事冒险作战，没有做好严密的防守准备，不知不觉陷入了后金圈套。另外，孙得功曾经在贺世贤的部下任职，贺世贤向后金投降后，迅写信给孙得功约定作为内应。因此，在两军对阵之时，孙得功突然分兵两翼撤退，故意让刘渠冲在前面。刘渠刚率骑兵出战，才一交锋，孙得功便率部率先逃跑，导致刘渠的士卒看到后军主将奔逃，也随之溃散，刘渠本人更被敌方将领哈都刺杀死。

此刻，后金还不相信孙得功等人投降的意图是真实的，故按兵不动。熊廷弼带领五千兵马抵达战场，现广宁已经溃败，于是率部退回山海关。根据王化贞的说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他过于软弱且容易受骗，轻易相信间谍的情报，轻率信任辽东当地人的承诺。而熊廷弼则认为，问题出在王化贞性格刚愎自用，没有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王化贞被朝廷抓捕时仅骑着一匹马，沿途百姓纷纷阻道哭泣，再三疾呼以示同情；相反，熊廷弼回京接受审查时，独自一人连夜赶路，百姓似乎对此毫不知情，无人前来送行。这样的对比，显现了他们在处理政务时宽严之分以及性格刚柔之别的差异。

御史谢文锦在奏疏中指出：“辽东经略熊廷弼尽管责任重大，但实际上手中的权力有限，不幸的是，他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就如同人的手脚被捆绑，难以施展拳脚，即便想要制定稳固防守的策略也无法实现。而王化贞虽意志高昂，但受到诸多误导，而且也不幸的是受制于兵部尚书，对其言听计从，所提要求无一不许，即便不想主战，也是身不由己。因此，这两位大臣最终落得获罪下狱的命运，实则是由于兵部尚书张鹤鸣所致。此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职责本应在朝廷中枢，但中枢官员却坐视他们之间谩骂争吵，又缺乏明确的计划方案，明显偏袒一方，加剧了内部如同水火之势的矛盾，导致河西战局崩溃，山海关震动。对于这样的局面，兵部尚书张鹤鸣如何向众人解释呢？”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北人，曾被我的老乡无锡人督学邹迪光在三楚地区选拔而出。他本是从武转文之人，不久考中进士，后来担任江南督学。他在住持岁试时采用两条封条，将考生从耳朵一直封到肩膀，使其无法左右窥视，而且成绩差的学生会被鞭打，有人因此而上进学习。他对文人士子尚且如此严苛，可见治军之严厉。然而，熊廷弼本性胆气过人，理应不惧战斗，反而主张坚守，可以看出他是那种既能洞察敌我又能刚柔并济的人物，确实具备领军之才。然而，在他主张坚守之后做好准备再行出击的策略时，今天上奏，明天又上疏，与中枢官员及巡抚争执不休，形成仇怨，不免言辞过于犀利，有些小鸡肚肠，导致朝中众多言官与他有嫌隙，尤其是阉党崔呈秀对他恨之入骨。熊廷弼因为与朝臣多有冲突，无功也会被杀，有功同样会被杀，只是早晚的问题。他只有辞职南归，或许可以避免官场的指责，但他贪恋官位，最终导致了灾难，这是有原因的。

谢文锦的奏疏中还提到：“关于辽东经略、巡抚的罪责，朝廷自然会有恰当的处置，绝不会因个人的好恶而有所偏颇。然而，朝中有些人对此幸灾乐祸，企图借机报复旧怨，有的请求迅逮捕经略，有的则主张立即处斩经略，而巡抚肩负一方安危，却仿佛置身事外，无人过问。近来甚至有人欲置熊廷弼于死地，而让王化贞调任蓟镇，是非如此颠倒，怎能让经略、巡抚服气？又如何面对后世的评判？”我（作者）认为这份奏疏可谓是公正持平之论。

随后，皇帝下令由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共同审理此案。会审时，熊廷弼一跪即起，声称自己从田间起用，原本计划驻扎山海关，并无驻扎广宁的安排，说完便呈递了一份供状。邹元标表示：“失地丢城，无论功过，都难辞其咎。你进入刑部监狱后，是非自会分明。”两人争论许久。王纪说：“你若不肯进监狱，暂时到天仙庵住一天，等待圣旨裁决。”熊廷弼于是主动请求入诏狱。邹、王二人又说：“请王巡抚过来。”王化贞跪下痛哭，说：“熊廷弼起初不听从他的过河动大战计划，河东地域广阔适合作战，而河西狭窄不利于战斗。等到广宁面临危机时，熊廷弼率兵前来救援，最终却逃回去了，这些罪责应归咎于熊廷弼，而非他王化贞。”邹、王二人回应：“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过错，才能有重新位列朝班的一天。”王化贞呈上一份供状，同样一躬退去。有人在熊廷弼的审讯记录中说：“比起杨镐，他多了逃亡之举；比起袁应泰，他又没有以死殉国，应当施以重刑以警示后人。”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判决处死，其级被传示九边。

起初，熊廷弼在闾阳听说广宁被围困，深感忧虑，正于夜晚饮酒，忽然想到敌军攻势愈猛烈，大喊道：“可恨！”这时，屏风后面也传来“可恨！”的声音。熊廷弼惊异是谁在说话，屏风后面同样有人问是谁在说话。熊廷弼命令左右侍从赶快去后面查看，屏风后也传出同样的命令。侍从进去查看，却空无一人。熊廷弼说：“好怪异，难道有这样的事情？”屏风后也回应：“好怪异，难道有这样的事情？”熊廷弼说：“待我自己去看看。”屏风后同样说：“待我自己去看看。”熊廷弼一边走一边说着，走到屏风处才听出是铜盆出的声音。熊廷弼说：“这又来捣乱了。”铜盆也回应：“这又来捣乱了。”熊廷弼说：“快把水倒掉。”铜盆也说：“快把水倒掉。”水倒掉后，铜盆便不再声。熊廷弼心中十分疑惑，无法入睡，不久便接到广宁内部溃败、王化贞逃来的消息。

辽东战事，第一次败于朝廷反复催促作战，导致李维翰被逮捕；第二次也是败于仓促催战，使得杨镐被逮捕；第三次败于贸然出城浪战，导致袁应泰阵亡、崔景荣被罢免。广宁之战，熊廷弼坚守山海关没有救援广宁而被指责西逃，但王化贞先前已经失败，实际上对此应负要责任，熊廷弼的罪过只是未能集结散兵固守宁前一带而已。只有惩杀王化贞并流放熊廷弼，才算是公正。至于将熊廷弼的级传示九边，实属过分。

译者注：1.作者计六奇是无锡人，原文中的“吾邑”指的是他的家乡无锡。

2.作者计六奇认为熊廷弼是因为恋栈权位而最终遭难，未免过于荒谬。以辽东的糜烂局势，熊廷弼勇于任事，稳住局势，就可以算是大功一件，但熊廷弼的最大责任在于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没有缓和与朝廷、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关系。作者关于熊廷弼与王化贞处置的议论，还是略显公正的。

3.王化贞过于依赖外部力量，轻信蒙古林丹汗和内部将领，未做充分备战，导致广宁失守。而熊廷弼则主张坚守战略，但因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手中权力受限，无法有效实行。两位官员的性格特点、决策失误和朝廷内部矛盾，均对战局产生严重影响。而熊廷弼与王化贞在失守后的待遇却形成了鲜明对比，熊廷弼因其在官场上的直言不讳和强硬个性，与阉党和许多朝臣结怨，最终被捕并判处死刑。王化贞则因其失职和夸大事实而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了应有的责任。

谢文锦的奏疏对辽东战事进行了客观评述，认为熊廷弼和王化贞的罪责应该由朝廷公正处理，不应因个人恩怨或政治立场而有所偏颇。然而，最终熊廷弼被处死，其死因和处理方式引起后世争议。

在国家危难时期，朝廷决策层内部的团结与协作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军事战略上，必须有统一、明确且符合实际的战略指导。同时，朝廷对官员的考核和问责机制应当公正、透明，不仅要考虑到战事成败，更要深入分析决策过程中的责任归属，避免个人情感、派系斗争等因素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当然，熊廷弼的悲惨遭遇也提醒后人，杰出的军事将领在处理复杂官场关系时的智慧与妥协能力同样重要，以免英雄无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