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千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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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党中央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于九月十日凌晨离去之后，总前委就乱了套。

当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获悉“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出甘南”的消息后，都大吃一惊。后来，徐向前曾回忆道：“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木得很。”接着，前敌总指挥部各直属机关，以及三十军、四军的指挥员相继赶来报告情况或询问有关情况，因此，九月十日“那天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徐向前的“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很快，奉命追赶中央，“劝说”中央及红三军团返回的李特气冲冲地回到了前指，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把《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交到陈昌浩、徐向前的手里。

徐向前是一位充满着情感的指挥员，他一边看着这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一边又禁不住地想起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的欢腾情景，想起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他，以及为他授勋时的激动场面……这就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晚年，他秉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接着，徐向前与陈昌浩于九月十日收到了《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徐向前是军人，当然清楚“指令”二字的分量，加之这电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来的，并明确指出：“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徐向前也自然清楚自己是党员，如违背中央政治局之指令，执行张国焘南下的方针，并被历史一旦证明是错了，其政治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这又进一步地加剧了徐向前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与此同时，陈昌浩坚定地站在张国焘的一边，他不仅派李特追赶北上的党中央，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而且在收到中央政治局给徐向前和他的指令后，竟然“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决心南下”。更不能容忍的是，“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干部，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自然，不明真相的四方面军指战员歧视、围攻，甚至辱骂一方面军留下的干部之事就屡见不鲜了！

徐向前历来视红军为一家，是亲兄弟。他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说出那句功不可没的名言：“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时下，他不仅亲眼看到了亲如兄弟的红军“分了家”，而且在他的眼皮底下还生了红军兄弟反目为仇的辱骂和歧视，这怎么能使他不痛心呢！这时，他又接到张国焘命他和陈昌浩率部南下的电令，走还是不走？又使他陷入矛盾的痛苦中。对此，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徐向前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和陈昌浩率右路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他望着“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令他触景生情的是：“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然而，当他再看见“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时候，他于悲痛之余，不能不“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当他再“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因此，他一路上，连话都懒得说。

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徐向前又于九月十四日收到了《中央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催其北上》的命令：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五、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中央

徐向前看过上述这份措辞极其强硬，且没有任何转圜余地的电令，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了解张国焘的为人，也知道陈昌浩的个性，他完全猜到了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但是，他出于良好的个人愿望，总是希望张国焘不要走得太远，更不要与中央彻底决裂。

但是，张国焘早就想取中央而代之了，只是没有找到所谓正当的借口而已。时下，党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在他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是背着他这位红军总政委干的，不仅是逃跑主义，而且还是在明目张胆地分裂红军，必须声讨所谓机会主义的党中央。换言之，他终于找到了与党中央决裂的“正当”借口，从此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干了。所以，他率左路军一回到阿坝，就召开了名叫“四川省委扩大会议”的所谓“高干会议”，公开打出了批判党中央的旗号！

张国焘为了开好所谓阿坝会议，事前就精心起草了一份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阿坝会议决议》。该决议中公然说：“目前的国内形势是革命正处于两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任务是组织好革命有秩序的总退却。可是，现在还有人要同国民党搞什么统一战线，北上抗日，那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实际上是逃跑主义。当前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利用川康边少数民族和有利地形条件，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洛（甫）、博（古）、周（恩来）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更为嚣张的是，该决议声称对反对张国焘路线的，“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坚决给以“纪律制裁”。真可谓是得意忘形、杀气腾腾啊！

在张国焘看来，时下能阻碍他篡夺中央大权的主要是朱德总司令，其次是参谋长刘伯承。尤其是朱德拒绝在他亲笔起草给中央的电文上签字，使他感到了朱德、刘伯承以及原一方面军指战员的威胁。为此，他就开始了对朱德、刘伯承的迫害。

事前，朱德与刘伯承并不知道召开阿坝会议，更不知所谓阿坝会议的具体内容。当他们两人走进会场一看，感到震愕的是，会场上挂起了“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标语；再一看出席所谓“高干会议”的一百多名与会者的表情，就更令人感到一种无名的肃杀之气。好在朱德与刘伯承都是久经风雨、见过世面的革命家了，他们两人坦然自若，不动声色地坐在会场上，静观张国焘如何演这场戏。

张国焘做主题言，在肆无忌惮地攻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之后，他就开始有意地煽动追随者起哄、围攻朱德总司令：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呀？有意见就讲嘛！”

事前，张国焘早有预谋，因此他的追随者闻声相继站起，按着张国焘定的调子，争着质问朱德总司令：

“朱德同志，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线！”

“朱德同志，你必须当众表示态度，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

……

朱德听了这些错误的质问，自然清楚是张国焘的有谋而为，其目的是造成一种反对党中央的气氛，逼迫自己与这些所谓“高级干部”论短长，然后他再出面收场。因此，朱德总司令不为所动，显得是那样的底气十足，搞得那些围攻朱德总司令的可怜的应声虫乱了阵脚，于是起哄的“火力”越来越小了。张国焘一见情势不妙，只好亲自出马了。他举起右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操着十分得意的口气问道：

“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同意南下，还是赞成北上？”

如果说对一般干部的起哄、围攻，朱德总司令可以采取“大辩非辩也”的姿态，但是，当张国焘亲自出面挑战，他就不能再高挂免战牌了。另外，朱德总司令也深知舆论的重要性，他决计把张国焘布置的这座反对党中央的舞台，变成阐述党的北上方针的阵地，故理直气壮地说：

“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责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议，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议。”

朱德掷地有声的答辩，震得这些“高级干部”欲问无词，就连张国焘也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批驳”朱德的言。最后，他竟然采取威逼的口气大声说道：

“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他们北上是逃跑！”

“不！”朱德总司令大义凛然地说道，“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绝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这样一来，双方就僵持在那里了。尤其当朱德总司令面对起哄、围攻的所谓“高级干部”们，庄严地宣布“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之后，张国焘只好转移目标，指着一声不吭的刘伯承质问道：

“你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嘛！”

对于张国焘的做法，刘伯承真是反感透了！但是，当他看到朱德总司令是那样有理、有力地讲解党的方针、路线的时候，他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因此，当张国焘把矛头对准他以后，他便不慌不忙、旗帜鲜明地说：

“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你们向南去，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张国焘一看没有希望了，他就采用了图穷匕见的办法，挑唆追随者对朱德总司令进行无理的围攻：

“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

“我是赞成北上方针的，但我是党中央派来的，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去。”朱德平和地说道。

由此开始，张国焘的追随者就剥夺了朱德总司令的言权，他们叫喊着：“你又说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你说，你说，到底赞成北上还是南下？”还有人狂妄地叫嚷：“不让他当总司令了！”